主持人徐刚：由于时间关系，摩根史丹利经济学家王庆先生他要第一个发言，他要赶飞机回香港，下面有请摩根史丹利的王庆先生发言，大家欢迎。 王庆：主办方让我就贫富分化，国进民退，消费何时超越投资这个观点谈谈。如何刺激消费的问题，一些流行的观点和学术观点就是要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大家的储蓄率，这样就可以刺激消费。但是我认为这个观点总体来讲是不正确的，实际上中国经济当前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在这个拐点之后从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来看，就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消费增长速度会明显加速，投资增长速度会放缓。这个现象在20年前韩国的发展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同时在日本40年前的发展经验也有类似的现象。韩国20年前和日本40年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按购买力来看基本上是中国现在的水平。经济规律意味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阶段就会出现消费就会出现很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尤其是居民收入增长并不必然是居民储蓄率下降，要遵循经济的内在逻辑。 为什么一定要提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并不能够，不应该成为刺激消费的政策。过去这场危机给我们很重要的启示。美国消费达到70%GDP，欧洲消费水平也很高，很重要因素在于他有非常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刺激了消费。但实际证明，危机也证明了，它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可持续。现在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主权债务危机非常，债务危机，债务水平非常高，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初期过于慷慨，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低估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性。非常慷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刺激那一代人的需求和消费，事实证明这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出现危机了，是什么？下一代人为上一代人还债，代际转移框架来看，靠建一个非常慷慨和发达社会保障体系来刺激消费，只是刺激一代人的消费，相反是牺牲另一代人社会服务利益为代价。恐怕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在这方面看得更长远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还涉及到贫富分化问题，另外一个原因解释中国过去十年左右时间消费和投资对比关系发生这样一个变化的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我们看中国这些储蓄年龄人口储蓄很重要的动机就是购买房子，储蓄不断增加，房价不断上涨，房价涨是因为地价涨。过去十年、十五年中国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把它理解成是中国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的过程。我们都知道居民部门消费倾向比较高，政府部门公共部门投资倾向比较高。出现这样的大幅度财富转移必然在消费和投资行为上表现出这样的现象，消费受到抑制，投资增长速度很难得到控制，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房地产市场大幅度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类似现象，其他国家的土地是私有的。财富转移，我是地主，你是新进城打工的，你买了房子，财富转移就是从你的口袋到我的口袋，这是家庭部门内部的财富转移。家庭部门整体来讲并没有财富流失，也不会出现公共和私人部门财富转移造成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最后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提出大规模社会保障房的建设对刺激消费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社会保障房建设本身可能是过去十年家庭部门到社会部门财富转移的力度过程。社会保障房建设过程，是政府把财富还给家庭部门，这对刺激消费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我就谈这些，谢谢。 主持人徐刚：王庆先生对刚才宏观经济一些专业的问题发表他的观点，作为主持人想问一下王庆你们对今年中国经济的GDP和CPI的数字预测是如何？ 王庆：谈到预测，实际上我这样理解作为市场经济学家一个责任，最重要不是预测准确，而是帮助投资者理解内在逻辑，内在分析框架。但是既然主持人提出这样的要求，我提出我们的预测，我们的预测认为今年经济增长是9%，通货膨胀平均是4.5%，通货膨胀会出现上半年逐步上行到年终触顶，到下半年下行年内的走势。至于经济增长，我们从环比意义上来讲认为去年四季度环比增长速度一个顶，随着一二三季度环比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随着政策调整，四季度环比增长速度有所反弹。从各季度增长速度来讲就会出现一个逐渐放缓，四季度有所访谈的特点。把它换算成同比增长速度的话，实际上同比增长速度从全年来看应该是逐渐放缓的过程。 主持人徐刚：谢谢王庆，下面我们还是恢复到正常的议题，下面有请兴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董先安先生发表关于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成本的观点。 董先安：很荣幸，我想报告一下看到的数据比较困惑的地方。各位大师们、专家们可以批评一下。基本上在日本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青壮年比例波动，69年前后，50年到69年之间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是10%左右，工资是9.97%，CPI是4.2，70年和79年之间可比性或者是可比风险比较大的地方在于，当时劳动生产率是6.5%左右，工资同比增速14左右，两者关系颠倒关系，对应通胀高，19%左右。80年代大部分的时期实际上都是持平，3%多的增长，通胀速度已经下去了。接下来看93年到09年之后其实是一个工资零增长和基本上价格零增长的时期。整个全时期的工资和劳动生产率50-69年基本上都是5-6区间增长，全时期对应CPI3.5左右，这是日本情况。 有一些可比性，看到同比劳动人口速度从90年代初2%左右，2010年出现相对大的下滑，-1%，今后未来十年会出现-2的增长，趋势来看基本上是向下的斜线，所谓拐点每天都在演进。我是市场分析师，长期不变的东西决定不了市场，短期变化的东西是什么？基本上短期在过去一年当中去年是劳动人口的小年，可是我们在二季度的时候看到各种数据的环比指标极具下行，背后有库存调整，除了金融危机之外，更大的下滑，三季度适当放松，之后看到复苏的情况。决定这个市场更重要就是经济周期里面的波动现象，没有证据证明未来五年、十年CPI的综述会抬高多少个点，但是最重要就是环比朝遇期的变化，从经济本身或者是政府关心来讲应该是有上行风险压力，目前短期也是以上行风险为主。跟去年年底11月份，环比折年率，两位数的CPI来讲，风险相对小一些，市场很聪明反映这个现象，谢谢。 主持人徐刚：你对全年CPI的预测是多少？ 董先安：这是猜的，环比会有变化，同比是4.5-4.6的水平，GDP还是9.8。 主持人徐刚：下面黄老师，您也提出来说您想早点走。 黄益平：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议题，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其实跟刚才几位讨论有关系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贫富差别或者是消费结构调整也好，其实跟我们十二五规划讨论的重点问题就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问题。十二五规划的草案出来之后有很多讨论，我在国际上讨论的时候听到两种不一样的看法，一个是这个方案太英明了，如果按照这个改革方案下去的话我们中国的问题很快解决了。中国本身就是政府很有效率，这个方案看到了问题，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质量需要提高等等，所以有很多非常正面的反映。有一些老油条经常看中国问题，他们看十一五规划和十五规划都说了要调整的问题，结果五年十年之后问题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就不太乐观。有一些觉得比较悲观，中国政府擅长说大家想听的话，但是不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大家不是很确定。这一次跟十一五规划不太一样，上一次调整之后，03年政府上台的时候，对经济问题有非常重要的论断，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有问题，质量有问题，现在的经济增长第一是不均衡，第二不协调，第三不可持续，还有一个我忘了，反正是低效率。 要调整的问题就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外部顺差太大，收入不平等，环境污染很严重，再加上我们对大宗商品资源消耗依赖过度，这些问题都需要调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比较悲观的外国观察人们就看了，我们过去调整七八年，政府一直在调，调到现在所有我说的问题基本上都比八年以前变得更严重。那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再提出这个问题他们解决不了。 反过来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以后没有希望了？不见得，为什么我们过去七八年调整，调整完问题越来越严重，我觉得这里头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宏观经济政策不同的目标之间的选择，我们政府经常说宏观政策有三大目标，保增长，控制通胀和调结构。最后发现三个里头来来回回每一个要做到都很困难，如果要牺牲一个，你牺牲哪一个，保增长非常重要，增长下来了，社长稳定有问题。通胀下来了，你的社会稳定也有问题。结构调整不过来，五年十年以后增长可能有问题，但是对不起两年之后我退休了，三年之后的事情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的问题。有的学者开玩笑说，我们有温家宝三元悖论，三个不可能每个都实现，如果牺牲一个，大家都知道牺牲哪一个，这是结构调整为什么没有实现的猜想。 第二我觉得跟我们调整方法有关系，我们过去方法是核心就是发改委很忙，他动不动就调结构，每年年初说一个过剩生产能力的风险，投资过度，这样就控制新项目，控制投资。这些控制应该说是有效果的，但是大家都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不许投了，下面投很多，回报很多就会投。实际上短期内有一些效果，长期来说对调结构没有影响，我相信投资者、消费者、机构最重要的指标，领导性的指标是什么？是他的激励机制。 举个例子说为什么投资过剩，你的资本很便宜，回报很高，大家愿意投资。这个问题不解决，这是很明显的现象。我们过去十年年年投资过度，十年前我们占GDP比例30%多一点，现在都接近50%，有的说45%。所以把这个问题来看，下一步能不能调整，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激励机制能不能改变，简单来说我觉得跟我们要素市场有关系，要素市场扭曲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我们投资者、消费者和出口商、其他机构行为受到很大的影响。举个例子来说就是资本太便宜，就会鼓励大家投资，投资回报比较高。过去十几年大家看到，刚才王庆说了很多具体的理由，为什么我们的消费没有很大的增长有财富的问题，也有收入增长的问题。我们过去十几年收入占GDP比例下降10多个点，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你的消费肯定就赶不上。 如果今天看今后五年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有没有希望？我觉得有希望，我是谨慎的乐观。关键在于我们现在发生很多根本性的改变，包括劳动工资改变、资金成本改变、环境保护方式改变、资源价格改变，这些改变将改变我们经济主体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过度投资的问题有可能得到解决，我们消费者收入越来越少的，消费收入越来越低的情况有可能改善。这种情况推行下去，有很多人说劳动力市场碰到刘易斯拐点，今后五年我们可能汇率政策要改革，利率可能要走向市场导向的机制，我们的资源价格已经在不断的改变。这些改变我觉得比总理说我们要改善经济结构，要改善经济发展方式，要有效得多，也可能效果更加好。 简单来说，我觉得今后五年可能是这样的变化变得实实在在。这样的变化对我们经济来说是什么样的含义？最主要有几个方面变化，第一如果这样一个转型成功我觉得增长速度会下降。第二如果这样的转型真的实现，通胀压力会上升。第三我们的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步发挥加速，第四我们过去经济没有太明显的宏观经济周期，以后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突出。简单一句话，如果我刚才说的在今后五年十年要发生，很可能是一个根本性改变，使得中国经济从过去经济奇迹走向常规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徐刚：王庆你有对黄老师观点有没有点评？ 王庆：我觉得黄老师强调这些问题谨慎乐观，但是有一点除了我刚才讲的一些问题来解释中国的结构性调整的难点，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中国经济里面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黄老师点到没有说的特别透。价格体系没理顺，价格体系中最重要两个价格在中国就是一个利率、一个汇率。所以在汇率和利率没有市场化的前提下，结构调整恐怕还是非常漫长。通过实体经济调整，通过收入提高，这个过程是很慢的。 涉及到宏观的经济变量，我们政策部门似乎不太重视价格变量对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比如说结构调整主要的职能是发改委执行，好象发改委对利率和汇率两个变量似乎并没有很强的掌控能力。 主持人徐刚：总体来讲现在发言三位经济学家总体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判断应该还是乐观，都是乐天派。我们想听一听来自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女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汪涛：谢谢，他们是乐观，我就更乐观了。我应该说是短期乐观，长期觉得有忧虑。其实短期我说的乐观是我们对今年整个经济走势的判断，今年是基本不着陆，国外很多客户都担心今年是硬着陆，我认为今年基本不着陆了。 我们对今年经济增长预测是9.6，通胀也是4.5-5之间。这里头我想结合刚才王庆和黄益平说的关于消费、投资、转型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挺同意他们对于中国中长期的问题，消费占GDP比重比较小，有很多结构的深层次的问题存在，就是十五、十一五过来以后这些深层次的改革都许多真正的触动。今年以后会是什么样的形势？我想我们是《证券市场周刊》年会，我们做宏观，在座有很多做策略的，市场上有很多对消费非常乐观。第一是政府在支持消费转型，一个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要拉动对国民收入、居民消费。另外一个，我听到很多故事就是关于消费升级的故事，我都赞同。 我想说的但是是什么呢？中国经济里头今年我们比较看好经济增长就是因为这个转型，这个经济深层次结构性转型不可能一年就做到，不可能很快就做到。消费增长跟收入增长是一致的，收入增长在中国过去多少年都是过快的，虽然赶不上GDP都是很快。消费升级，渠道下沉，不让买房子就买车或者是买其他的消费品都可以讲。但是宏观角度来讲什么带动经济增长，消费代替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不能。某个季度、某个年份由于基数原因消费增长快一些。但是我认为今年传统的投资仍然会很旺盛，很多人觉得投资是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占整个工业比重是非常低，靠它能拉的动经济增长吗？短期内拉不动。 中国今年不管是开发大西部，中部崛起，无论是城市化还是整个制造行业的产业升级也好都要做投资。今年证券市场好，离不开传统的行业，这是我们的观点。从投资来说，就是因为刚才说的资本资金比较便宜，有很多价格都没有理顺，我在这里认为我不是特别赞同利率和汇率最重要，利率和汇率是反映经济里价格的两个很重要的变量。但是经济里头什么要素价格没有理顺？我觉得很重要是资源价格、能源价格没有理顺，这是对中国非常重要的价格体系。 在我们现在说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里头，话说了很多，但是有什么样的结构改革？光电价、水价要调，但是碰到通胀说要掌握调整的节奏。也就是说暂时不调了，现在基本上冻结了。这种情况下投资仍旧回报较高。利率也是比较便宜的，这种情况下，加上各个地方政府他们的激励机制是什么？他们的激励机制当然是大干快上，当然是要更高的增长、更高的财政收入、更高卖地的收入等等这些方面，这种情况下，经济怎么转型，地方政府容易接受无论是承接东部的产能，还是城市的更新改造还是基础设施建造，最后落实到实处是投资，所有东西都需要投资。今年投资增长不会慢于去年，今年的消费增长不会比去年更快。而且今年有一个特点，今年的通胀比去年要低，在通胀上升的时候，尤其是食品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部门实际的收入会受到侵蚀，老百姓的钱不太值钱，这种情况下实际消费增长不会太快。政府讲到的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目前情况下也不太可能大涨工资，因为会担心通胀。 虽然我们要调整结构，方向很明确，但是短期内难以做到，中长期内在目前经济增长模式不能很快转变，经济里头还有很多扭曲，价格理顺继续拖延。现在利率非常低，流动性非常充裕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中长期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资产价格泡沫引起过度投资，最后是大起大落这样的风险。我其实对于短期越乐观，对中长期越悲观。 主持人徐刚：很有意思，你讲到今年的投资不会低于去年，这是很少见的判断，大概是多少，去年25%。 汪涛：跟去年差不多，也是25%。 主持人徐刚：这是比较乐观的，你是无近忧有远虑的。汪涛女士的观点跟黄老师的观点长期是不一样的。 黄益平：没有太大的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我刚才的看法和包括王庆说的我并不是说肯定就一定能够调整成功。我是说我们过去几年调整的方法不对，但是这一次的调整看到了希望，但是汪涛刚才提到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说到也许五年就看到资源结构调整了，能源价格调整了。利率市场化可能是今后五年金融改革的重头戏，但能不能做这个，我现在没有保证，我不能说我一定相信五年之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看到的十二五规划可能和十一五规划不一样的地方，是十一五规划里头没有很明确的调整激励机制的问题。这次看到实实在在的市场变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工资的变化，大家都有争议是不是刘易斯拐点先不考虑，但是只要劳动工资15-20%每年增长，增长五年是什么结果？劳动工资持续上升是除了可以造成通胀压力之外，还有很多积极意义，对消费增长，对收入分配的调整，对于我们地区经济的平衡都有很重要的，这和政府做了什么政策关系其实不太大。 王庆：我接着黄老师讲一些，涉及到一个经济的中长期结构变化，五年十年的变化，政策恐怕起的作用很小，更多是市场力量。尤其黄老师刚才强调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这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根本的动力。刚才汇率利率的问题，名义汇率、名义利率可以不动，政府可以管住名义汇率、名义利率，但是管不了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市场会在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比较长。可能成本比较高，所以在这上从政策角度来讲更多只能做到顺势而为，而不能定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内在趋势。 主持人徐刚：把中国经济讨论一下子知道了2016年，有点太远，我们回到当下。下面有请中银国际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观程漫江女士发表观点。 程漫江：我选的题目是跟刚才王庆讲的题目是一样的，刚才他们在发言的时候我有点按捺不住想插句话，我先把我的想法说一下，最后就王庆的观点跟他探讨一下，我跟他的想法有比较大的差距了。 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说实话这不是我的强项，这个问题确实涉及的面太广了，设计自从接了这个题目以后，我就反复的考虑，收入分配问题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反复考虑下来，我的结论是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关于这个题目，收入分配国进民退还有消费何时超越投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可能更多会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这个时代在进步，每一个经济命题可能在不同时代也在发生着变化。我觉得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可能还是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那个时候我们的基尼系数大概在0.2左右，今天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经济学上一般认为0.4可能是一个边际了，你超过0.4以后这个社会可能基本上不再是一个很平等的社会。但是我觉得在过去改革开放初期，虽然我们的基尼系数很低，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过的都很开心，而现在说的是不是每个人比那个时候的开心程度更大了，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这。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很快，现在的水平和那个时候有了大概GDP水平是那个时候总体人均GDP水平5、6倍的概念了。但是我们现在的开心的程度可能反而不是在改革开放初期那样一个水平。所以这个就涉及到经济学上另外长期争论的问题，就是帕累托最优的问题。中国确实存在这样一个帕累托改进的空间更小了。今天我们福利的改善可能某些人福利的改善要牺牲另外一些人的福利为代价的，总体上来讲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边际的阶段。如果我们的制度安排不对这个东西做出反映的话，可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要受到阻碍，那经济增长的质量就是更大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大的判断。 怎么样改善这个问题，我想提两点建议，第一，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来讲，存在两个层次概念。克鲁格曼提到市场收入不均、可支配收入不均的问题。很多人更多关注是市场收入不均，我今天看是可支配收入不均的问题。市场收入不均的问题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收入不均的问题。八大行业占工资总数8%，占到工资总额5%。这都是市场收入不均的问题。怎样改善市场收入不均的问题，这里面政府是有一个可以作为的空间。这个建立一个合理的工资制度，大规模的提高最低收入分配水平，我仍然是呼吁这个东西。当然去年以来我们最低工资收入水平提高了很多，也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低工资收入提高很快，阻碍经济发展。从市场、经济理论角度来说，当你最低收入增长很快的时候，造成新的就业不均。我觉得从现实观察来看，并不是最低收入增长很快造成的失业的增加，而是现在大家都感受到最低工资收入增长很慢，各个行业都雇不到工人。春节之后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停在餐馆吃饭，不停换餐馆，每一个餐馆都看到没有服务员。以前服务质量非常高的餐馆，也没有服务员。 理论和现实来讲，美国有专门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投入研究发现在一定工资水平之下，最低工资水平上升不是造成主要失业原因，而是造成经济效率的改善。我觉得未来中国政府可以做的两个事情非常明确，一个是垄断行业建立他应有的工资制度，第二需要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个将来对整个经济水平产生重要的意义。 第二个层次对于可支配收入的问题，其实这个可以讲的东西就更多了。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财政体制改革现在已经到了一个迫在眉睫这样一个关键点上了。举一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现在很多人还是要用各种各样办法证明我们的财政收入还是占整个GDP水平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这个说法要澄清，按2010年数字，按8308财政收入总额来比，再加上3万亿的卖地收入，再加上1万亿的赋税收入，我们的财政收入占GDP水平跟发达国家是相当了。但是发达国家财政收入里面提供社会保障部分是远远大于我们国家，我们可以看出他发达国家每个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是什么样的呢？中国经过了政府大幅度的提高以后，我们的社会保障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比重，现在的官方数字按照8308这个数字来看，就是10%。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占40%-50%。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结构安排以后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说英国在初次收入分配时候，人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的差别是19.8倍。但是经过财政再分配以后，他的最高收入对最低收入的倍数降低到3.7倍。但是我们国家恰恰相反，我们国家通过财政再分配以后，在特有的体制安排下，这样一个大幅度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实际上是更进一步的推动了社会收入不公，这个大家都是很明白的。谁占有社会这一部分的收入，这一部分的收入怎么应用，这是将来我们整个非常重要的导火索。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接下来中国的经济如果希望在未来十年还可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或者说将来消费能够真正的超越投资的话，就是我们必须得从2011年真正切实可行进行财政收入或者是税收体制改革。否则，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简单讲你到底经济是怎么样或者说长期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我觉得都是意义不大。我们现在应该看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确实已经没有改善的余地了，如果你能够想得到更多的社会平等和经济平等的话，必然要触动更多人的利益。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到了一个呼吁平等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了。 最后，我这个发言，我想再用一句话，借用别人的话来结束，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如果想发展或者如果社会仍然想有相互信任，就必须以经济平等为基础。这个经济平等在目前的阶段应该以一定政治体制改革安排为契机。总体来讲我跟王庆还是有点不同观点。 王庆：我没听出有太多不同，这是第一。第二点，关于最低工资，在这个最低工资的问题上学术研究的已经有定论，提高最低工资对改善就业，对提高平均的工资水平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学术研究证明是这样的。实际上刚才程漫江讲的餐馆缺服务员的现象，这说明餐馆服务差他还能赚钱，他才不增加工资，才不雇人，这是市场在起作用。最终提不提工资是市场行为，市场决定提工资就提工资，不提工资还可以赚钱为什么提工资。所以这个问题作为中国来讲，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个问题上劳动力市场上可能没有太多的扭曲，现在表现出的劳动力短缺正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收入分配这个问题，实际上你说从政府角度来讲能做什么，只能从财政方面做一些调整。这点来说我跟程漫江讲的基本上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是可以，我觉得没有不同。政府要做的事只能通过财政政策做一些调整。 汪涛：刚才讲到收入分配，我原来选的题目也是收入分配的。我只是忍不住点评一句，收入分配问题到底是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作为经济学家我认为决定是经济问题，所有政治问题都有经济利益在背后。我不想深入谈很多别的方面，贫富不均，富人和穷人的不均。我觉得中国收入很大的不均尤其是城乡之间不均，或者是一些行业不均的情况并不是简单的二次收入分配的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如果你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就是一个投资拉动的，投资拉动实现经济增长中有很多资本投入，很少劳动投入，资本得到的回报自然比较高。无论是钢铁厂还是炼油厂，他多高的工资，它的工人有限，全国人民不可能都做重工业。这种情况下可以从各个阶层、各个行业非常明显看出来，中国农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城市或者说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十几年之间是迅速的拉大。这是跟国际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来说实际上就是农村农业的劳改生产率逐渐和城市持平，赶上。为什么持平？是因为农村劳动力都转移出去了，不是农业更有生产力，同样的产出分给各个人的更多了。也就是说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者是转移到非农行业，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过程。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国家，中国这么多年城乡差距为什么拉大，就是整个经济结构使得没有更多人转移出来。现在讨论这个最低工资和行政手段，应该更多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使得增长更多能够把所谓没有工作或者是劳动生产力比较高的人纳入体系，这才是真正的解决整个宏观层面的贫富不均，一次分配不均最主要的经济的问题。 主持人徐刚：程漫江我想问你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测怎么预测的？ 程漫江：在市场上比较特例，因为我可能本人一直冲在最前面，对通胀的担心喊的最松的一个。我们2011年的预测在去年10月以后做的，当时我们已经预测CPI是5%，GDP我们是在8.5-9之间，其实我们给出官方预测是8.8这样的水平。关于通胀的问题，我还是要再呼吁一下，现在很多人可能对当前的通胀感到彷徨了，观点、分歧也是比较大了。但是我认为至少在房地产的调控出现效果之前，中国通胀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风险。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不容置疑的，市场需要高度关注的一问题。当然通胀会不会逆转，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要看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最终会不会有效果。 简单来讲一个笑话，为什么我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有十套房子，另外一个人有两套房子，还有一个人是卖菜的一套房子都没有。交了房地产税以后，开始说征房地产税之后卖菜的非常高兴，房地产税征了以后房价就会降低，我可能也能买一套房子了。但是有两套房子的人也是这样的看法，认为房价就会降低了，最后他也可能持有更多套的房子。实际上房地产税征了之后发现，实际上房地产税并没有使十套房子的人把房子卖出来，他把以前租房子的租金提高了，这样的情况下，这两个人，持有少的房子人发现上当了，卖菜的人最后一拍脑袋，他既然租金提高了，我就把菜价涨5%，最后所有的物价水平都上来了。 所以说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我始终坚持它是一个流动性的问题，流动性所驱动需求的一个推动这样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只有当房地产调控效果显现之后，中国需求过剩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以后，中国通货膨胀的趋势才能够改变。至于你现在预测他是5、6也好或者是劳百姓感觉到更高的水平这个系一不大。更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要看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一个击破，短期内看不到这个形成的原因已经逆转了。我仍然认为未来至少在今年之内通货膨胀还是中国经济运行的一个最大的风险。 最后再加一句，刚才餐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这绝对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大家可能都有各种各样解读，实际上餐馆劳动力的短缺和制造业劳动力的短缺，我个人认为有一个结构性原因就是我们的投资过热，侵占这些服务行业和制造业行业的劳动力的这样一个供给。从这个角度来讲，目前所谓的各个行业说的用工难的问题，实际上是我们通胀最深层次、最根本的原因，你的总需求是过度的。 主持人徐刚：会议进行到此，我提出一个建议，因为我重新梳理一下今天下午周刊交给我的议题，一共有七个，涉及到劳动生产率，贫富分化、国进民退、消费，如何超越投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收入与财富如何公平分配，制度改革与中国民主化之路，中国模式再思考。我个人感觉点太多，有点散，我希望后面嘉宾发言，除了你做好各自议题这部分的讨论，能不能我们在座今天下午共同把焦点讨论一下，中国的通货膨胀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可能是当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一个焦点问题。这个问题跟所有刚才涉及的议题都有关系，也是作为经济学家含金量最高的问题。目前对通胀的预测实际上差距也很大。有的人很乐观，也有的人很悲观，对通胀形成原因差别也很大，有的认为需求拉动，有的认为供给推动，还有人认为是海外因素，有的认为是中国境内因素。通胀的问题跟中国经济方方面面的利益群体都有关系。跟宏观有关系，跟我们在座所有听众也有关系。所以我希望我们后面的讨论能不能把焦点逐渐向通胀方面做一些集中。 王庆：上星期刚从美国回来，中国通胀问题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问题。 主持人徐刚：下面有请高盛亚洲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宋宇发表它的观点。 宋宇：今年GDP预测汪女士她是乐观，我们是更乐观，我们是10%的预测。通胀预测是4.3%，比大家稍微低一点，我觉得可能面临一些上面的风险大一些。所以总得来说是乐观的估计，高增长，比较高的通胀，是往下走的。我讲两点，第一从需求面上来讲，需求非常的强。今天上午听了很多朋友的预测，我最大一个感触就是大家对今年出口预测好低。好象我听到最高是20%，我自己感觉放到30%是中性预测，含义是说有往下的可能性，还有比这个更高的可能性。简单从一个过去历史经验来看，中国的出口跟全世界的需求之间的关系还是相当好的。我们去年的全球排出中国以外GDP增长是4.2%，通胀平均水平比去年高一些。把这两个因素集中在一起，很可能今年全年出口增长跟去年基本上保持不相上下的水平。去年31.3%，今年我看30%差不多。 这块的增长非常强，也是过去几个月里面通胀上升重要原因。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政策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刺激内需增长，外需在四季度增长又特别的强劲。通胀环比已经达到了30%了，反映了外需强的因素。我们认为全年通胀会往下走是基于政府会在下一步采取措施控制总需求这样一个假设来做的。这里面有一个集中的问题，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做的宏观调控没有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宏观调控，而是集中打压固定资产投资上面，我觉得可能一个事就是如果出口这么强，国际资产投资相关领域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地方投资动力当然是很强，希望多投，但是现在看起来从总需求的角度来讲，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进行调控，还是打在投资上。 另外我觉得为什么通货膨胀这么高，去年有一些供给面的影响，从劳动刘易斯拐点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去年的增长和通胀关系，去年三季度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差别，以前基本上两个之间的关系还是相符的，下半年就不符了。根据去年下半年实体增长的数据，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理由看么高的通胀。这时候发生剧烈的变化，不一定认为是刘易斯拐点这样的长期变量，而是一个节能减排供给面的限制。政策放松和外需恢复使得总需求变得比较强，有一种相对滞胀的情况，通胀上的非常快。亚运会开完了，十二五还要抓节能减排，力度比去年下半年特别是9月份以后还是要有一定减轻，这个意义来讲增长和通胀的关系应该有一个进一步的改善。这个本身不一定说通胀就会下来或者是到一个很低的水平，因为需求很强。他俩之间的相对的关系是有一定的改善，为什么觉得对今年总的经济走势比较乐观。 另外一点大家最近很热门一个话题就是投资增长什么时候超过消费？这里面有一个潜在意思是说这两个里面是一个联合的关系，是此消彼涨，他俩之间有一个冲突。他俩之间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最近对汽车采购，购买汽车的限制主要还是从解决交通堵塞方面进行的。交通堵塞还是道路少，道路少也就是投资少，这跟大家讲的刺激消费和鼓励消费有矛盾。投资不足也不仅仅是对道路而言，你不去建停车场，别人把道路变成停车场。北京很多路都是本来有路，走不了，半个路都是停车场。停车场、道路、地铁、公交系统的建设都是投资，更多投资可以带来更多消费。大家说汽车只是一个例子了。 另外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旅游，我在北京的时候黄金周不敢出去，堵塞非常厉害，旅游也是相当重要的消费增长点。他俩之间的关系不是融合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应该进行更多这方面投资，这方面投资带来更多消费，这是我们解决所谓增长模式过分依赖于外需或者是有贸易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有一些帮助，谢谢大家。 武赠祥：我本来今天也不想发言，我是民族证券的。给我印象深刻就是2010年11月6日，当时的新财富高峰论坛上，有很多外资背景投资银行当时预测对海外经济非常的看好，对中国的经济非常不看好，后来徐总得出结论国外是大牛市，国内是大熊市。短短两个月时间发现现在很多人现在如此看或中国经济，一个比一个乐观，还有更乐观的。而且包括宏观的政策，我觉得预测变化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去年我记得当时预测加息的时候，有人预测四次以上，后来今年我看到有些机构预测三次，有的预测减到两次，还有预测到今年不加息了。 虽然我们作为研究宏观经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因素导致我们许多研究机构观点出现如此大的变化，还不好说。的的确确这些变化发生了，我也讲一下简单我一些个人的观点。 只讲两点，第一我认为未来全球经济周期首先是趋于一致的。我个人研究，因为这个作为一个界限2000年之后尤其是在网络泡沫破灭之后，全球信息流，包括资金流动货币支付流以及国际资本流动更加畅通，使得国际上整个世界经济，他的大的经济周期逐步出现一种趋同。我们从07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及包括全球股市几乎是同步波动，这中间也许有四个月到半年差距，总体来说也是逐步趋同，这是一个现象。 所以说如果说出现国外经济就是大牛市，国内包括资本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大熊市，我觉得这个命题本身可能就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如果说全球经济趋同，现在许多人预测大的经济周期处在什么阶段？上午北航的任若恩教授讲到一个现象，全球预测经济问题，在预测的时候很多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十年经济成长的时候，美国经济不存在，只有一些小的经济波动，07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也许这个判断是错的。另外前年有一本书出来，《逃不开的经济周期》我对这个书反复看了几遍，大的经济周期来说，包括中国、世界很难逃脱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放到大的经济周期里面，很多人认为全球包括美国、中国处在经济逐步复苏的阶段，复苏是否经济步入一个快速的大的上升周期呢？我个人判断不是，现在处在一个经济可能一个低位缓慢复苏，或者说甚至是否类似于日本经济在90年代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小幅涨或者是衰退，全球经济可能处在放缓的阶段里。 我谈第二点未来全球可能都走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阶段。谈到高通胀我也承接徐总观点，我倾向于程漫江的观点，我对通货膨胀也是非常的担心。担心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谈到通货膨胀大家有很多因素都谈到了，包括实体经济的需求因为进入复苏期和实体经济的需求。包括农产品价格波动，也包括经济周期里面以及农产品的价格，气侯变化等等。但是有一个因素，我觉得也应该值得关注，就是全球资本流动。谈到全球资本流动，原来全球经济体里面吸纳经济或者是货币资本，最大原来有三个，一个是房地产市场，一个是资本市场，再有就是实体经济。现在如果实体经济也进入一个低位徘徊，是在低增长期，还有全球房地产市场也进入低增长或者是在低位徘徊。全球过剩资本向哪里流？我们认为全球过剩货币资本，包括货币政策开始进入紧缩阶段的时候，全球货币放出去容易，回收特别缓慢。全球现金仍然是过剩，这时候有一个市场大家要关注，大宗商品市场。包括能源、金属、农产品，尤其是能源市场和农产品市场我们更加担心。这些价格上升对于中国不仅是内需拉动，输入性拉动对中国也是影响非常大的。我就谈这些。 (003) www.99qh.com 02/22<本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