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习近平主席前不久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承载着人们对深化改革的期待。中国经济领域还有哪些难啃的“硬骨头”？如何深化改革才能取得新突破？经济增速会否下滑至下行区间？如何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规模“瘦身”？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证券时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时报专家委员会成员。  1、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  一块最难啃的骨头  推动深化改革，要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入手  政府从过去“越位”的地方退出，着手准备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的根本性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变各相关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证券时报记者：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以来，地方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也陆续成立。随着中央地方改革最顶层机构搭建完成，“深改”大幕有望相继启动，您认为当前“深改”最应从哪里入手？中国经济领域还有哪些需要啃的“硬骨头”？  范剑平：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核心。2014年，最关键的是政府从过去“越位”的地方退出，在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更多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要开始着手准备从正面清单管理向负面清单管理转变的根本性改革。理清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分清哪些是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下政府仍然要保留的行政权力，哪些是需要交给市场、企业、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列出政府“越位”的权力退出的时间表。  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应当尽快退出，让有些违约风险释放。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初期，由于有些违约风险没有暴露，出现不少高收益产品的高风险特征没有被市场充分认识，以为高收益产品具有无风险收益率，不管稳健型还是激进型投资者都片面追求高收益，银行存款等低风险产品由于利率较低而被抛弃，全社会整体利率水平居高不下甚至有继续上升之势，实体经济难以承受如此高的融资成本，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同时，金融系统性风险进一步积累，银行存款长时间持续流失甚至可能使商业银行保支付都会出现流动性困难。  高培勇：综合评估各方面的改革因素，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而在这方面，我们实际面临着从“事”入手还是由“钱”入手来转变政府职能两种选择。相对于各级政府之间和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归属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言，有关“事”的方面即行政体制的调整，对其的触动是直接的、正面的，有关“钱”的方面即财税体制的调整，对其的触动则是间接的、迂回的。显然，前者实施的难度较大，遇到的阻力因素较多。后者实施的难度和阻力，通常会弱于前者。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顺势而上，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职能格局的调整目标，进而推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制度在内的全面改革。  潘建成：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改变各相关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靠资本、劳动和资源的贡献，即所谓粗放的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是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低质量的产出。改变这一现象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即通过促进城镇化、信息化等结构升级，通过制度变革更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单位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来优化资源配置，使得同样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反思为什么长期以来粗放的模式难以改变？这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不无关联。由于长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是地方官员业绩考核中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对推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有很强的动力。而通过传统要素如资本、土地等资源来推动增长远远比通过改革和创新来推动增长见效快，后者不仅见效慢，而且困难多、阻力大、风险高，同时考虑到地方领导相对较短的任期，以致地方政府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因此，推动深化改革，要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入手，尤其是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切实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一方面要从关注对GDP这一类流量指标的考核转为综合考虑投入与产出、数量与质量的社会存量财富变化情况，比如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以及环境经济核算指标等等；另一方面要在考核中充分尊重辖区民众的意见，通过社情民意调查了解老百姓对收入、社保、环境以及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满意程度，使地方政府的努力方向与改革、经济转型的方向一致。  滕泰：应当从解除对人口、土地、资本、技术、制度五大财富源泉的长期供给抑制入手。具体而言即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和户籍管制，促成直接和间接人口红利的释放；明确土地产权关系，降低交易费用，推动土地流转进程，释放土地的财富潜能；打破金融垄断壁垒，减少金融抑制，降低融资成本；进行教育制度改革，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储备；推动制度改革，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该由市场完成的职能应尽快交给市场。只有做到以上五点才能使改革红利得到充分释放。  马晓河：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强化民生和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打造经济升级版；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将人的城镇化放在重要位置等都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反腐倡廉、八项规定对政府消费、公款消费和楼堂馆所投资可能会造成抑制，房地产调控、化解产能过剩、大气污染防治会使经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  2、财税体制等三大改革  有望年内取得新突破  金融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三项改革亟待年内取得突破  今年可从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统一”的预算笼子入手，将其视作能否触动政府部门既得利益的试金石  推进发改委转型、国资委重新定位、资本市场监管转型三大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是深化改革启动之年，您认为，今年改革会在哪些领域取得新突破？  高培勇：目前看，最大、最难啃的硬骨头还在于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比如，从1998年开始的费改税改革和2003年部署的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至今已经过去十几年，但效果令人沮丧。在2010年以后，表面上已经通过改革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形成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预算四类预算格局。但实质上，四类预算中只有第一类预算需经过人大审批，可以在政府层面统筹，其他预算几乎都是既不需要通过审批，也不能统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相关部门的“私房钱”。  这是一块硬骨头。故而，今年可从将全部政府收支纳入“统一”的预算笼子入手，将其视作能否触动政府部门既得利益的试金石。  贾康：“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及其所关联的深化财税改革任务，是匹配于我国建设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的“伟大民族复兴”宏伟蓝图的，我们亟须将其落实到一套以“现代性”为取向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的状态上，相关的要点，至少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应强调，必须充分肯定我国于1994年推出“分税制”配套改革的基本制度成果，并加以巩固和提升。所以，在大思路上要合乎实际、“对症下药”地以分税制在省以下的实际贯彻落实为重点，设计可行的深化改革方案。逐步推进“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两个层面的“扁平化”改革，把财政的实体层次减少到三级，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  必须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职能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为始发环节，构建“一级政权，有一级合理事权，呼应一级合理财权，配置一级合理税基，进而形成一级规范、完整、透明的现代意义的预算，并配之以一级产权和一级举债权”的三级分税分级、上下贯通的财政体制，加上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以“因素法”为主的转移支付和必要的“生态补偿”式的地区间横向转移支付。  地方债的阳光化制度建设（包括规范的地方公债和市政债）应当在今后若干年间迈出较大步伐，以阳光融资置换替代风险不易防控、绩效水平不够高的地方隐性负债。同时应大力推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概念下的机制创新，以政策引导和经济契约方式，拉动民间资本、国内外社会财力进入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各方主体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绩效提升的“多赢”。  滕泰：2014年是改革的起步之年，其重点和难点在于打破既有的管制与垄断，以及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今年而言，一是如何改变金融抑制，有效降低实际利率，化解金融风险；二是财税体制改革；三是国企改革。以上三项改革亟待今年内取得突破。  朱中一：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将是今年政府部门的重要工作，具体到房地产行业，“深改”包括健全符合国情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加强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探索共有产权房制度。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推进，建议适时推出支持合理性改善住房的政策。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制定《不动产登记条例》，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鉴于当前地区市场差异性明显，建议将选择部分热点城市扩大试点和立法结合起来，同时，在部分三、四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以稳定市场预期，缓解不同城市在供求方面的矛盾。  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和试点，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分配机制，盘活存量土地，完善土地收储制度。积极推进房地产金融的改革，既要创新金融产品，提高房地产企业直接投融资比例，又要防范金融风险；研究建立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和公开规范的住房公积金制度。修改“商品房预（销）售合同”，加强对市场和中介的监管，规范房地产交易行为。  刘纪鹏：我国在2014年经济领域的硬骨头应在以下三方面进行突破：正确处理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市场经济过程中，在遵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削减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行政干预，政府职能的市场化转型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发改委的转型首当其冲，这是决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中国三十年来改革改的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然而，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座堡垒就是发改委（计委），却始终未实现转型，并在过去十年中还出现了旧体制的复制和倒退，原因是在不拆庙的基础上简单裁撤香火。未来改革在削减发改委职能的同时，必须将撤香火和撤庙同时推进。因此，建议将国家发改委改为国家规划总署。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要遵循市场经济职能，履行裁判员职能；二是要保留国家队，政府履行教练员职能。后一职能应由国资委实现。目前国资委不仅当教练，还成了出资人的代表，直接下场踢球。在2014年中国的改革中必须对国资委重新定位，让其退出所有者职能，履行统一监管者职能，把所有者职能交给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来实现。这一使命是2014年的第二件重要任务。  中国的资本市场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也是国民经济健康成长的主战场，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资本基础。然而，这些年来中国股市表现不尽如人意，监管制度自身存在一些问题。股市一方面不能充分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三高问题，少数人暴富，这都是监管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处理好证监会和交易所在推进注册制改革过程中的作用和关系，证监会应放弃审批回归监管，交易所本身也要打破垄断，担负起发行制度、上市制度改革责任主体的重任。同时2014年应积极开展发行人教育的主题推广，从过去的投资者教育转变为发行人教育。后续再进而开展发行制度的改革，出台大股东减持股民保护政策，以及在发行中限制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方面等都应该有所突破。  3、经济增速存在下滑可能  但空间有限  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是长期积累的问题和风险能否切实得到化解  最大风险来自于投资，即基建、房地产和企业厂房设备三大类投资的显著下滑  外部环境略好于去年但对出口贡献有限  为了实现7.5%的经济增长，一定的刺激政策可能是需要的  证券时报记者：去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2014年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再次定为7.5%左右，近日有些经济学家对今年中国经济形势作出较为悲观的预期，您怎么看待今年的经济走势？经济增速会不会下滑到下行区间？假如经济出现失速，是否应该出台必要的刺激政策？您如何看待今年我们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怎样才能让出口这驾“马车”在马年跑得更快？  范剑平：2014年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会在潜在增长率的下方运作一段时间，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会持续下降，经济仍然有8%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来源：证券时报www.99q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