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仅小岗村像我这样种30多亩地的家庭还有几家，我家还能种更多，我正找其他村子，看能不能再包一点，就我们县，全县多数耕地都可以由专业户来种。”1月13日，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自称种粮“小户”的42岁李中山骑着摩托车给同村姨姐家送水果。在他看来，现在农村人口减少，真正种地的人就是像他这样的种地能手和种地大户。“这样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好处。” 　　“你种地多，有肉吃；我们种地少，同样也有饭吃。”见其李中山“刹不住”，他姨姐韩红霞插话说，她家10亩多地，有7亩被村里征作宅基地，余下3亩左右自家种。“地少了，但可以保证口粮，6口人，只有我和老伴及孙女常住，孙女上幼儿园，就和老伴一块儿到村里干点小活，一天挣60块钱，里外不耽误。” 　　记者调查发现，李中山和韩彩霞在安徽农村很有代表性。安徽农业经营日益走向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农业经营体系创新如火如荼。 　　中、小“大户”成为种粮主体 　　李中山告诉记者，他流入的土地一亩850元/年。而韩彩霞告诉记者，抛掉各项成本，她家一亩地一年两季年景好的情况净收入不过1000元。“不租出去，一是年纪大了，去不了外地打工也不能进城生活，并且在附近有零工可打。二是，一旦打不到工，还有一点地，吃的粮食够了，心里安心，多收一点少收一点不重要。” 　　记者调查发现，韩彩霞们不在少数，她们一个共同特征是：45岁以上，因为年龄较大，种的是能够省时省力的大田作物，且多由孩子们在农忙时期返乡帮助耕种。当地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不高，距离县城较远，因乡镇企业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企业经常发生停工甚至倒闭，所以他们在理智与感情上选择保有土地，不愿意流转，认为拥有土地比较安心，土地对于他们，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生活基本口粮，能否增加收入并不重要。 　　“近年来，国家对土地承包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和调整，土地流转越来越规范，加之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部分农民有惜租心理，虽然租金也逐年增加，但如想一定规模化流转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而分散经营不利于机械化操作，这是制约种粮大户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刘永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说。 　　安徽庐江县农委副主任邓本宜接受采访时说，从庐江实际看，少数种粮大户想扩大规模，却受资金困扰，目前金融信贷政策难以满足种粮大户的需求，缺乏融资渠道，部分大户因缺乏资金，难以提升装备水平和扩大生产规模，致使生产水平徘徊不前，发展不快。此外，农田水利处于长年失修状况，给种粮大户在生产上带来很多不便，不利于规模扩张。“农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农业机械化生产，是阻碍规模种粮的另一重要因素，比如庐江县南部，丘陵和山区，想大规模耕种都不可能。” 　　刘永春告诉记者，目前安徽规模经营主要实现路径有六种。一是龙头企业带动型，这种模式适用于种植业和养殖业，适合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好的地区推广。二是政府推动型，这种模式适合在经济发达地区采用。三是种养大户或农场经营型，适合的地区属于农户分散经营、效益比较低，且能通过规模化和现代农业技术、设施的使用能大大拓展经营效益。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带动型。五是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型，适宜于那些有较高抗风险能力的企业牵头、当地农户有较好的养殖传统和规模的地区推广。六是农民专业合作社。 　　“不管哪种形式，企业和合作社自己种地不多，种田主体是以家庭为主的种粮大户，并且中、小大户为主，这一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安徽省农委副巡视员胡桂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庐江县实际印证了胡桂芳的说法。“2012年，全县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1820户，规模在50—99亩的大户有1350户，规模在100—299的大户有324户，规模在300—499的大户有34户，规模在500—999的大户有21户，规模在1000—1999的大户有34户，规模在2000—4999的大户有55户，规模在5000—9999的大户有2户。”邓本宜说，虽然全国没有明确规定种粮大户、中户、小户种田规模，但基本上是，100亩以下是小户，1000亩与100亩之间为中户，1000亩以上为大户，庐江县目前中、小“大户”是流转种田最大主体，他们流转形式多以代耕代种为主。 　　不要盲目追求规模 　　阜阳市颖泉区葛浩新是安徽有名的种田高手。技术上，他本人曾是阜阳市农科所一名技术人员；种田规模上，他流转了12860亩土地。2012年秋收之前记者采访了他，当时他正为玉米的机收还是人工收而煩恼。“最后我采取一半机收一半人工收，最后比较发现，两种方式收割成本相差不是很大，但玉米收割机机型较大，收割后地被压板了，种地最忌讳这个。现在回过头来看，机器化并非是精细化。”葛浩新说，将农业规模经营理解为土地的大规模经营，这是一个认识误区。 　　“规模越大越需要雇更多的人，农业无法像工业那样量化，劳动成果又难以计量监督，被雇佣农民偷懒怠工的现象大量存在，如果监督激励机制不到位，规模越大效益反而下降。”葛浩新说，“比如夏季大豆生长时，不能用除草剂，雇人除草，连根拔掉是除草，从中割断也是除草，两种方式结果完全不同，但对被雇的人来说，当然更愿意割草。” 　　“在我县南部山区，就出现了亩均收入与流转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的情况，主要因为当地是丘陵山区，农作物以经济果林为主，由于山区地势崎岖，转入土地难以成片，加大了管理难度。同时，果树产量与田间管理密切相关，日常照管需要大量劳动力，土地面积越大，管理难度也越大，甚至有可能耽误农时。”邓本宜说。 　　“从精耕细作角度来说，家庭是最好的经营形式。”胡桂芳说，土地规模化只是规模化生产环节之一，农业生产的产前、产后和产中等重要环节的规模化也称作规模化经营，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核心是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协同效应，所以不能盲目追求规模，有规模不等于有效率，规模经营也并不一定产生规模经济。如果缺乏必要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技术基础，一味追求规模很有可能使农业生产的成本超过收益。 　　“中间环节的规模经营是我们的培养重点，我县的白湖植保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我们测算过，每亩水稻农户自己防治需要成本100元左右，通过合作社统防统治每亩成本为70—80元，亩节约成本20—30元。合作社统一防治效果普遍提高，覆盖率达95%以上，比农民自行防治提高6%—18%；有效率在85%以上，比农民自行防治提高6%—25%。此外，与传统一家一户防治相比，植保队集中防治一季稻或双季稻虫害平均只需6次，农民自行防治则需8—9次，平均减少2—3次的用药。”邓本宜说，在防治中，可根据病虫害发生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用药，可有效控制高毒、高残留以及剧毒农药应用，从而减少一家一户防治用药的杂乱现象，大大降低了农药残留和农业环境污染。 　　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家庭经营+合作组织+社会化服务”正成为重要形式，围绕这些主体，在安徽，如何创新社会化服务新机制成为地方政府着力点。 　　“2010年8月，宿州市桥区被农业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1年11月，宿州市被农业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现在我们就干两件事，一方面着力培养新型经营主体，提高农业集约化水平，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另一方面，要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为农民提供全方位、低成本、便利、高效的生产经营服务。”安徽宿州市委书记李宏鸣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日前刚刚出台的安徽“一号文件”规定，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从市场准入、税费减免、资金支持、人才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经营性组织参与良种示范、农机作业、沼气维护、统防统治、产品营销、农资配送等服务。支持引导农民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农民经纪人、涉农企业等参与公益性服务。建设乡村综合服务中心和农技专家大院，实施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 　　“农业不同其他产业，没有补贴做不好，有了补贴也不一定做好。”邓本宜说，以运作较为成功的白湖植保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为例，由于防治队员大部分是本地农民，整体文化程度不高，普遍缺乏防治病虫害的专业知识，防治时主要依靠县植保部门提供的病虫害情报及防治方法来操作，常规防治照本宣科，效果难以得到提高，尤其在遇到一些区域性病虫害时解决乏力。其次，合作社收取农户每亩统防统治的费用是20元，但只能低水平维持机手工资发放，导致机手积极性不高。若费用收取过高，农户又不满意。此外，由于全县耕地经营还是以一家一户为主，分散经营，涉及户多，受小农意识及经济条件等主客观等因素制约，部分农民对植保统防统治的接受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种植结构难以统一，防治田块也难以集中，零散田块既增加了机手工作量，又增加了防治难度。 　　虽然统防统治是现代农业必须要克服的一大难题，但由于当前植保专业防治大多还处于摸索阶段，没有成型的模式可遵循，尤其在成本核算和防治率上没有具体的指标可参照，大部分还停留在感官上，造成很多隐患，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双方利益都受损。 　　“这种社会服务环节规模化，需要政府扶持和补贴，补对、补好还要补到位。”邓本宜说，比如植保专业化防治是社会组织难办好、单个农民办不了的事，必须建立一支稳定和素质较高的专业植保防治技术队伍，在关键时期能够起到保障国家粮食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作用。“对这类社会化服务组织，在今后一个时期，应建立以公益性为主体、其他服务组织共同参与的体系。”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007) www.99qh.com 02/01<本文结束>